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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中外对话丨“天然的伙伴”，中阿学者共叙双边关系******

　　中新网北京12月11日电题：东西问·中外对话丨“天然的伙伴”，中阿学者共叙双边关系

　　作者孟湘君彭大伟

　　“在丝绸古道中相知相交，在民族解放斗争中患难与共，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合作共赢，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坚守道义”——近日，在沙特利雅得出席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中阿友好交往的悠久历史，以及双方发展关系的深刻意涵娓娓道来。

　　赓续友好传统，擘画未来蓝图。习主席这次沙特行，以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的顺利举行，有何重大意义？中阿发展关系，具备哪些优势和潜力？接下来，双方如何共建命运共同体，深化战略合作？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阿联酋阿布扎比执行局主席前战略顾问、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所研究员易卜拉欣·哈什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崔守军，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海外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佘纲正，展开对话。

当地时间12月8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利雅得王宫会见沙特国王萨勒曼。新华社记者黄敬文摄图片来源：新华社

　　“中阿是天然伙伴”，哈什姆评价称，在世界体系正经历结构性转变的背景下，中阿利益越来越趋同，二者都要求建立一个更公平公正的世界体系，因此密切协调、彼此支持。

　　崔守军指出，中阿共建“一带一路”布局不断完善，树立了跨区域“南南合作”的新典范。访沙特期间，习主席在沙特《利雅得报》上发文，三次提及“一带一路”倡议，表达了“一带一路”同沙特“2030愿景”加强对接的期许。

　　佘纲正分析，近年来，阿拉伯国家转为“向东看”，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发展关系、深化合作，成为一种潮流。中阿双方有望加强在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在地区热点问题上坚持寻求对话空间，推动地区和平稳定发展。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中新社记者：习主席此次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以及中阿、中海、中沙领导人“三环峰会”的顺利举行，有何重要意义？

　　佘纲正：进入百年大变局后，世界并不太平，乌克兰危机引发西方对俄制裁，中东地区新旧矛盾交织。中阿、中海、中沙领导人峰会相继举办，是双方外交合作层面史无前例的安排，凸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特征。

　　尤其是在后疫情时代等背景下，中国不断打开外交局面，通过举办以发展、稳定为基调的中阿、中海峰会，向世界传递了继续扩大开放、扩大对外交往的积极信号。

　　哈什姆：本次几场峰会，是中阿双方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这种级别和规模上开展对话，双方为此做了很多努力。峰会在中阿合作论坛的基础上再接再厉，使双方对话达到新高度。

资料图：沙特首都利雅得掠影。中新社发杜洋摄

　　中新社记者：这几场峰会取得丰硕成果，哪些成果值得我们关注？

　　佘纲正：从这几场峰会的联合声明可以看出，中阿双方既立足于经贸往来、能源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等的“传统强项”，又关注人文对话、高新科技交流与市场深度互联互通等新领域。

　　同时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上，中阿、中海峰会也指明了多项具体关切，这在未来有助于推动落实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特别是通过利用海湾地区多边对话平台等机制，朝着真正争取解决各方合理安全关切的方向努力。

　　哈什姆：新时代当中，阿中需密切协调从经济到政治等各个领域的政策。阿中峰会是就双方提出的倡议的细节达成一致的绝佳机会。峰会的一个关键成果是重申对彼此最优先事项的支持，如阿方重申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支持，中国承诺支持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反对干涉阿拉伯国家的主权和内政。

　　中新社记者：新时期中阿深化关系与经贸合作，具备哪些优势和潜力？

　　崔守军：在中阿关系层面，中国已成为阿拉伯国家第一大贸易伙伴国、最大外国投资国，2021年中阿双边贸易额达3300多亿美元，比2011年增长了1.5倍。

　　在中海关系层面，面对世界变局，出于风险分散和防范的考量，海湾国家有意减持美国国债，加大对中国互联网科技、跨境电商、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产业的投资力度。

　　在中沙关系层面，沙特对华政策正积极地从“向东看”转变为“向东行”，希望以石油产业链的上中下游一体化深度合作，拉动中沙关系再上新台阶。

　　哈什姆：阿拉伯国家高度赞赏与中国朋友的关系，中国是阿拉伯国家最大贸易伙伴，沙特是中国最大石油进口来源国。阿中应在中阿合作论坛和《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基础上深化、扩大合作。能源仍是核心，贸易、投资仍是两翼，在可再生能源、生物技术、空间探索等技术、创新方面的合作，继续展现出重要意义。

当地时间12月8日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利雅得王宫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新华社记者黄敬文摄图片来源：新华社

　　中新社记者：习主席访沙特期间强调，中阿要加强“一带一路”倡议与沙特“2030愿景”等阿方发展战略的对接。双方如何在这方面加强合作？

　　佘纲正：中阿接下来要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可能有两个努力方向，一是开拓新的、有潜力的“新赛道”，如高新科技、5G技术、绿色能源、医药、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二是在政治和安全问题上稳步深化双方互信，为加强双边经贸和科技合作提供相应的保障，并同时平衡和处理好跟第三方如欧美以及中东域内非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

　　崔守军：目前，中阿双方共建“一带一路”布局不断完善。以能源合作为主轴，以基建互联互通和贸易投资便利化为两翼，以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突破口，双方在国际上树立了跨区域“南南合作”的新典范。

　　而沙特位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地带。该国“2030愿景”提出，到2030年，将国家建设成为阿拉伯与伊斯兰世界心脏、全球性投资强国和亚非欧交通枢纽。中沙发展关系和深化合作，对于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保障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哈什姆：就长期战略来说，中阿应将“一带一路”倡议与沙特“2030愿景”结合起来，以便双方在各类国际组织当中支持彼此的战略目标，发挥协同作用，增加实现目标的前景。

　　中新社记者：近年来，阿拉伯国家更多地转为“向东看”，如何看待这种变化？

　　佘纲正：近年来，阿拉伯国家转为“向东看”，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发展关系、深化合作，成为一种潮流。不可否认，现在全球重新进入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大国竞争时代，与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格局的“单极时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诉求，都是不要打“新冷战”。在阿拉伯世界内外，越多国家立场坚定，就越能有效抵制大国关系重回冷战时期阵营对抗的旧轨道。

　　哈什姆：中阿是天生的伙伴，经济互补、文明互通。在经历了“百年屈辱”后，中国已恢复自信，不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电信、科学研究等领域，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阿拉伯国家赞赏中国取得的成就，并希望从地理和人口角度，更好地理解、学习中国如何有效治理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度。

　　阿方还希望深化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中国是全球最主要能源消费国和石油进口国之一，以资源丰富的海合会国家为例，出于双方的协同效应，其得以与中国保持快速增长的经济关系。近年来，阿拉伯国家贸易的很大一部分流向东方，尤其是中国。保护海上航道，特别是与能源有关的航道，对双方都至关重要。

　　中新社记者：中阿同为发展中国家重要成员、世界舞台上的重要政治力量，双方面临相似的历史机遇和挑战。双方如何在加强全球治理、维护和平安全等方面合作？

　　哈什姆：除长期友好和当前强大的能源、经济关联，中阿双方越来越看到彼此间利益的趋同。双方都要求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世界体系，一个反映当前全球权力分配现实的体系。

　　中阿应继续致力于世界多极化，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作为国际关系的基础；支持相互尊重、文明多样性、互不干涉和互不侵犯的原则；继续就联合国、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提出的改革现行国际体系的建议，密切合作。

　　在安全合作方面，对于帮助中国推进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阿方持积极态度。同样，中国可以帮助阿拉伯国家改善地区稳定和安全，包括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以及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等具有全球影响的问题。

　　佘纲正：加强全球治理合作，是各国面临的迫切问题，尤其是在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后。在乌危机当中，阿拉伯国家的表现总体上看不偏不倚、独立自主，坚持劝和促谈，与中方立场相似。在地区热点问题上，中阿坚持寻求对话空间和共同点、推动和平发展的立场，堪称改善和促进全球治理方面的范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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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于成龙：殷墟战车何以实证早期东西方文明互鉴？******

　　中新社北京1月4日电题：殷墟战车何以实证早期东西方文明互鉴？

　　作者于成龙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原副院长

　　殷墟，埋藏着商王朝最后一处都邑，《竹书纪年》称“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曾经，繁华如梦。

　　殷墟可提供文明互鉴的出土文物很多，车是其中重要一种。车是人类技术史上的重大发明，也是人类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改进完善的重要工具。殷墟出土的实物战车是中国古代最早以马作为使役的两轮战车实物，受到海内外考古界的高度关注。但鲜为人知的是，殷墟战车也是早期东西方文明互鉴的实证之一。

　　文字记载的先秦战车作何用？

　　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在《九歌》名篇《国殇》中以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情感真挚地描绘出一幅楚国将士英勇抗敌的壮烈图景。其中“车错毂兮短兵接”“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霾两轮兮絷四马”，即是沙场战车驰骋交错、战马嘶鸣、短兵相接场面的如实写照。

　　依屈原诗句所载，以马作为使役的两轮战车，至迟从商代晚期至西汉早期，一直被用作重要军事装备，使用时间长达一千余年。在群雄争霸的春秋战国，拥有战车的数量更是衡量诸侯列国军力的标准。《孟子·梁惠王上》记载：“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其中“万乘”“千乘”“百乘”之“乘”，辞意驷马一车，足见战车在当时军事装备中的重要地位。

　　另一方面，这种以马作为使役的两轮战车也是出行、田猎及其他活动的重要交通工具。20世纪初，河南安阳小屯曾出土一块刻辞卜骨，是残断的牛右肩胛骨下部，清宣统三年(1911年)被考古学家罗振玉所收。该卜骨正、反面刻满长篇卜辞，现存近180字，字口涂朱，内容是商王武丁分别于癸酉、癸未、癸巳与癸亥四日，占问该旬之内是否将有灾祸发生。其中，癸巳日卜辞验辞记述，占卜次日甲午，商王田猎，在追逐兕时，小臣甾的车马与王车发生碰撞，子央从车上跌落。由此可知，商朝战车亦用于田猎。

　　此外，作为古代中国礼乐制度的重要载体，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不同等级的贵族拥有车的数量及装饰各不相同，相关考古发掘也确证不同等级车马制度的隆杀之别。

　　殷墟揭开晚商战车之谜

　　如上所述，凡此《诗·秦风·车邻》“有车邻邻”，《小雅·车攻》“萧萧马鸣”等中国古代典籍及甲骨文中对于战车的记载不胜枚举。通过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人们终得以洞察中国古代战车的真实样貌。

　　1928年10月至1937年6月，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河南安阳西北小屯及洹河南北两岸主持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揭露众多遗址、墓葬，出土大量遗物。

　　新中国成立后，此地考古发掘工作得到全面开展，并取得举世瞩目的丰硕成果。已经出土的16万片刻辞甲骨及90余年的历次考古发掘显示：此地主体遗存始于商王武丁时期，至商王帝辛，埋藏着商王朝最后一处都邑，即商王盘庚所迁之“殷”，典籍所载之“殷虚”，亦即商代甲骨文所称“大邑商”之中心所在。

　　历经90余年殷墟考古发掘，已出土百辆双马系驾的两轮马车，也是迄今所知中国古代最早的马车。2005至2006年，安阳钢铁厂西南发现车马坑10座，其中5辆马车为横列摆放，壮观异常。凡此种种，皆为后世首次揭示商代晚期马车的真实结构。

安阳钢铁厂出土商代晚期车马坑。图片来源：殷墟博物院

　　经过考古工作者的细致梳理发现，商代晚期马车系由一舆、两轮、独辕、单衡与双轭五大构件组成，需青铜铸造、漆木器加工及皮革加工等众多手工业部门协同制作，集中体现了当时手工业发展的整体水平。

殷墟孝民屯商代晚期马车结构图。图片来源：殷墟博物院

商代晚期马车复原图。图片来源：殷墟博物院

　　殷墟发现的商代晚期马车，伴随有戈、箭镞之类武器及多种马具。《史记·周本纪》记载，商代末年，周武王“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由此可知殷墟出土的这些马车即当时的“战车”。

商“王宾中丁”刻辞卜骨，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中癸巳日卜辞验辞记述占卜次日甲午，商王田猎，在追逐兕时，小臣甾的车马与王车发生碰撞，子央从车上跌落。由此可知，当时战车亦用于田猎。图片来源：《中华文明——<古代中国陈列>文物精萃·夏商西周时期》

　　同属于商代晚期的陕西西安老牛坡遗址与山东滕州前掌大遗址也发现了车马坑，马车构造与殷墟所见相同。换言之，目前所见考古证据表明：商王武丁时期，即公元前13世纪是中国境内出现畜养家马与战车的最早时间。

　　谛审上述商代晚期遗址出土的两轮马车，结构力学合理，制作工艺精良，且使用大量青铜构件，绝非初创草成之作，而是经过了漫长的发明、改进及完善过程。然而，省察经考古发掘的河南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及小双桥等商代早期遗址，均未发现马骨及两轮车辆遗存。

　　如此，商代晚期突然出现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从何而来？

　　中西亚出土战车早于殷墟

　　放眼欧亚草原考古，距今约5500年的现哈萨克斯坦“柏台遗址”出土了大量马骨、马牙、利用马骨制作的鱼叉及马粪堆积，陶片上甚至还检测出马奶脂肪酸的残留，这是目前所知人类驯化马匹的最早记录，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驯化马匹。

　　欧亚草原南乌拉尔地区的“辛塔什塔遗址”，年代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该遗址墓葬中出土了目前可以确认的年代最早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位于外高加索亚南部亚美尼亚塞凡湖边的“鲁查申遗址”，年代约为公元前1500年，遗址墓葬中出土数辆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与商代晚期战车极为相似。同时，据两河流域北部公元前18世纪的文书记载，当时由1400人组成的军队，装备了40辆战车；公元前17世纪的文书也记述，8支军队装备80辆战车。此外，叙利亚出土的印章图案显示，一士兵乘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开弓射杀敌方，以及两人乘两轮战车，驱车践踏敌方的生动场景。这些考古证据则表明，早于商代晚期，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已在中亚、西亚地区风行日久。

亚美尼亚塞凡湖边的鲁查申遗址11号墓出土两轮马车。图片来源：王巍《商代马车渊源蠡测》

　　出于中西亚，终胜于中西亚

　　如将这些中亚、西亚地区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与中国目前所发现商代晚期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进行详细比较，就会发现，两者构造相同，均为一舆、两轮、独辕、单衡与双轭，各主要部件制作及衔接工艺相同，且皆使用青铜车马器具，可见两者存在明显的内在联系。因此，在中亚、西亚盛行已久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以及家马，应是商代晚期突然出现的家马与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之源，这一判断符合对目前有关考古发现的解读。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商代晚期使用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并非是简单的引进、模仿，而是在中亚、西亚地区流行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的基本框架上，结合自身需要，对车体、车舆面积、轮径及轨距等主要部件进行了大幅改造，塑造自身车马器具式样、尺寸，并在商代晚期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业及众多手工业的加持下，制作出工艺更加精湛的战车，从而令其作为军事装备及交通工具的效能发挥到极致。从殷墟遗存看，中国制造的战车在各个方面均已远超中西亚地区。进入西周后，战车结构大体因袭商制，并再次加以改进，成为春秋战国时期战车之原型。

　　在中国古代早期王朝时代的形成及初步发展进程中，商王朝承上启下，影响深远。引进、消化、吸收、创新，这些理念在商代晚期双马系驾两轮战车的制作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也再次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个多元一体的过程。

　　通过殷墟战车可以一窥那个时代，正是源于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的胸怀，商晚期在政治、经济及文化领域才得以成就辉煌，代表当时生产力发展最高水平的青铜铸造方能达到“炉火纯青”，从而创造了彪炳后世的青铜文明。(完)

　　专家简介：

　　于成龙，文博专业研究馆员、教授，著名青铜器专家，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原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副院长。2018年9月，受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指派，作为青铜器专家赴英国对圆明园流失文物、西周晚期青铜器“虎鎣”进行真伪及其他情况鉴定。发表《文物里的古代中国•夏商西周时期》《中华文明——文物精萃•夏商西周时期》《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艺术系列丛书•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及《中国国家博物馆历史文化系列丛书•证古泽今——甲骨文文化展》等论著数十部(篇)。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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